告知承诺制，即审批部门在主件齐全且符合法定条件的前提下，对于一些次要条件或手续副件，由企业做出书面承诺，进行容缺处置。换言之，对于审批部门公布实行告知承诺制的审批事项，建设单位按照要求作出书面承诺的，审批部门可以直接作出决定。

这一制度自2017年2月国务院发布《关关于促进建筑业持续健康发展的意见》强调“优化资质资格管理”后陆续在各地资质审批工作中开展试点：2017年11月，住建部决定在北京、上海、浙江3地开展建筑业企业资质告知承诺审批试点；2018年11月起，江西、河南、四川、陕西四省申请建筑工程、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一级资质实行告知承诺审批。

资质作为建筑业市场准入的重要抓手，历来是建筑行业监管体系中的重要一环。此次住建部全面实行告知承诺审批制，无疑将提高审批效率、强化政府的事后监管角色，却也将“取消资质”的声音再次推上风口浪尖。

一、建筑业企业资质将取消？

近年来，随着建筑业“放管服”改革的不断深化，变革也在资质管理中逐渐落地。自2014年住建部将专业承包资质由60个压缩至36个以来，建筑业企业资质经历了一系列精简：资质类别被合并，资质等级被缩减。

近几年的建筑市场监管司工作要点也反映了这一趋势：从2017年的“简化企业资质标准”，到2018年的“简化企业资质管理”，再到2019年的“持续推进建筑业企业资质告知承诺制审批”，不难发现企业资质管理工作在进一步简化的同时，其在市场准入中的把关角色也进一步弱化。

有人断言：弱化企业资质，甚至取消资质认定，将是改革的大方向。

这并不完全是空穴来风。以“取消资质”中声音最高的劳务资质为例：早在2017年11月住建部于《关于培育新时期建筑产业工人队伍的指导意见（征求意见稿）》中拟“取消建筑施工劳务资质审批”前，已有浙江、陕西、安徽省着手取消建筑劳务企业资质，后又有山东、江苏和黑龙江加入行列。

此次将告知承诺审批制视为资质取消前兆的也不乏其人：政府监管作用逐渐自事前向事后转移，未来又是否会完全放开监管呢？

要回答这个问题，不妨从资质改革的目的说起，以终为始进行把握。

二、资质改革，归根结底是市场化变革

我国从 1984 年开始实行建设企业资质管理，至今已建立起由施工总承包（牵头负责）、专业承包（分担专项/业工程）、施工劳务（提供劳力）三序列组成的的资质体系。

资质历来是建筑企业开展业务的硬性前提：根据《建筑法》，承包建筑工程的单位应在其资质等级许可的业务范围内承揽工程。然而，由于资质管理制度将个人执业监管完全交给了企业，某种程度上导致了企业资质等级与工程建设能力的不完全对应：企业在申报资质时能够满足企业主要人员数量要求，不能保证开展业务时仍然满足；即使依旧满足，也不能保证实际施工的人员比例符合要求。

另外，资质申报要求的复杂，以及部分资质标准条件的不合理，使得部分企业为承接业务铤而走险，也造就了挂靠中介市场的诞生——资质申报标准带来的建设弊端以及挂靠乱象，都揭示了资质管理制度与建筑市场的格格不入。为推动建筑市场的良性发展，资质改革迫在眉睫。

为打破企业资质带来的市场局限，主管部门先后开展了简化资质、弱化监管等工作。一系列改革工作以“市场化”为导向，致力于推动建筑企业的市场化运作，激发建筑市场活力。

结合资质改革的市场化目的来看，取消资质显然过于冒进：原有的市场准入门槛一旦撤销，市场大开，市场竞争将陷入无序状态，根本不利于市场良性发展。

长远来看，即使要取消资质，也应配套建立起其他准入机制或执业制度。这也是主管部门在简化资质、弱化监管的同时，着重部署的工作。

三、资质管理制度何去何从？

淡化企业资质后，推行个人执业制度是一个可能的方向：住建部2014年发布的《关于推进建筑业发展和改革的若干意见》，便早早明确了“淡化工程建设企业资质、强化个人执业资格”的改革方向。

个人执业制度也是欧美较为主流的监管制度：政府越过企业直接对执业个人进行监督，既有利于建立工程质量终身责任制，又加快了行业优胜劣汰的自然洗牌、从源头推动了建设水平的加速提升。